第二章
1946年国共战争极剧升级，飞机扰乱解放区，特务暗杀破坏，人心动荡，社会不安定，散兵游勇为非作歹，城市、农村不务正业，地痞流氓，乘机兴风作浪，地方官员，小股残军，匪徒沆瀣一气，武装暴徒袭击村民，城市商贾，乡间草民对他们的行为恨之入骨，又有什么法子呢？在城郊或交通落后偏僻地区土匪抢劫，时有发生，人民苦不堪言。
家父在我的士兵朋友和工作队的劝导下，决定到城里国军三团劝在军队的三叔回家，其实他们也没任务，残兵败将的三团团长是失落军官，很快同意三叔回乡为民。三叔回乡后，本村青年及同学要求他加入民兵连，在多人劝导下，即加入了民兵连，家庭对他归来满意，他自己也感到安慰。爷爷奶奶立刻忙着为其完婚，他们是娃娃亲，双方家长也没有其他意义，于1947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结婚。
同年夏历三月，村民兵连在敌军策动下集体叛变。三叔是自主退出国军，其从来对国军不满，又是新婚，甘愿为农。但区政府不相信他这个叛变国军回乡务农二十岁青年，由武装人员从地里找回带至学校准备询问，正在此时区长有事外出将三叔留在学校，由于恐惧产生逃跑念头，借本校教师是他同学关系，他喊宁孝元出外谈话，二人走出学校后门，他告知宁孝元自己要逃，宁孝元没有阻止，三叔出村直奔县城，在县城求乡亲谋了个饭店跑堂职业（如果区长或警卫员向他说明情况，区长警卫员是他同班同学陈孝光，也绝不会有后来的结果）。他的出逃害了宁孝元，区长说宁孝元与三叔合谋，故将宁孝元关了禁闭，原本问题不大，没有治罪宁孝元的依据，四天后宁孝元获释。
其实我家在国共两党中都是怀疑对象，三叔十六岁进入国民党三团警卫队，外人看来在官员手下当警卫是团长的亲信，其实团长警卫首先是人长得帅，身体强壮，其次是有文化素质和勇气。八路军高官曾到我家请家父出山，1945年日军投降不久，八路军将领田石磊带警卫来我家要求父亲出山，在我家呆了一天，我家以友情招待。因二人是骑马来的，在农村谁家有官员来访那是立刻传遍全村，有些人认为家父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与国民党县、乡保人员有关系家属，亲属关系的人员总怀疑家父与共产党有着什么紧密关系，有些农民有什么秘密都躲着做。其实三叔退出国军也就是田石磊和我的朋友们说服家父去县城找回家的。国民党怀疑，共产党也怀疑，双方树敌。
我担任儿童团团长人们也怀疑，因为我白天工作（查岗，通信），夜晚还要陪女老师四处走（名为老师，后来知道是后方派来的工作队、配合土地改革、流血斗争），学校就一名女老师，残酷的战争现实。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外地女孩没人陪着，夜晚还到处走动，特务随时出现杀人，还乡团每夜晚出来活动。特务、还乡团最恨的就是工作队。国民党小股行动队夜晚出没，杀害村干部和工作队。像女教师这种工作队没有枪，只有两个手榴弹，她还真的不敢放，学校选我和作做伴原因是我与八路军有深厚交情，同时因家中没人阻拦我，自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我是儿童团长，处处以公为主，对谁都忠诚不撒谎。记得邢老师临走时要带我走，她可怜我这个没娘孩子，如今想来如果随她转移后方绝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件，随她去后方可改变一生命运，这是人生中一大损失。
麦收季节，我又担任起通信任务，只有十九人的儿童团，大部分人都知道国军将要进攻解放区，我爹病倒了，没人管我，自己像一匹不驯的野马，组织学生站岗放哨，秘密放信，干着危及生命的工作。天真无邪，受人摆布，不知道这条路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此时，敌我明战暗杀处于紧张状态，我没被害原因是祖上为人正派，爷爷父亲的为人和善，国民党乡保队中隋氏族人占百分之五十。主要因素：那些国民党地方兵多是三叔的同学，旧中国讲究家族，讲人性，更讲义气，三叔的为人全村闻名，他在军中相处弟兄一般，如今他落得饭店服务员大家惋惜。大家劝他从军可挣吃饱穿暖，他坚决拒绝。当服务员只能吃饱饭，穿衣，抽烟由家供，爷爷的烟叶子成大捆的送去。这样职业也是难以找到的。
自战争爆发，土改开始流血战争。莱阳、平度、掖县、即墨北部，地主，富农，有历史问题的人，胶东半岛小股军队垮台，散兵游勇，大量涌于青岛，即墨城这块弹丸之地。一职难求，城市缺粮少柴，难民之多，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此时，县儿童团长被杀害，县政府在各地区物色儿童团长，村长向区长马金铭推荐我为县儿童团长，区长道“他不是党员”村长道“那很简单，写张申请马上就可入党。”我回家向奶奶说了，奶奶道“那个孩子被杀了，你去多有危险，你三叔当兵的结果你看见了，好孩子别当兵，你爹就你一个儿子，奶奶养你不容易，听话，别去了。”
村长取得共产党信任，解放后升为县联社主任地位，离了婚，娶了个小媳妇。好景不长，1955年肃反运动查清他是老牌国民党“特务”，他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我村西街隋xx，八路进村后伪装积极，解放前期成立税务所，他任所长，把他的亲朋好友孩子，我同班两名同学拉进税务局，后来查出他是国民党三青团，被清除党回家为民。另一西街隋姓人，见国民党将要垮台，假积极，四九年当上乡长，解放后将其两个弟弟拉进县当了干部，肃清时查出他与其二弟都是三青团，弟兄三人削职为民。开放后得知，我村在国民政府退出大陆时赴台人员七十余人，五百余户人家去台湾七十多。有多少潜伏人员，有多少村干部即为共产党又为国民党办事，有村干部被就地惩罚。我在那样环境下工作活至今日，上天造化，没官没功，一生正义，清白，自我满足。
有谁能知道，暗藏的敌人在监视我的行动，送信途中从高粱地打出黑枪，处处有人监视行动，十几岁的孩子们只知道送信完成任务，命令必行，遇危险将信吃进肚，不知信中内容，只是拼命执行命令。有一天我查岗到村外，几个小伙伴查到一可疑行人，三十几岁男子一人推了两台胶轮车没有路条。我见那人言语可疑，带回村中，因学校已无人，我将他带进碾坊审问，那人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更加怀疑那人，检查他的腰带（二尺宽的布腰带），腰带里夹有特务写于家属的密信，从信中知道还有同伙。于是将那人五花大绑，中午我回家拿了馒头给他吃，不能不给人家吃饭，饭后找来民兵隋邦海、隋立早，同学孙炳琪一行四人送往十二里外县司法局。县司法局人说“他是即墨县和平度县交界的一伙特务组织成员。”并表扬我们机智勇敢的行为。
我们四人一行往家走，将近自己村还有二里之遥，发现田地里一着黄军装人，我们四人试图靠近时，那人发现我们，起身就跑。隋邦海接过我的手榴弹扔过去，那人左臂受伤（四人中唯有我有一颗手榴弹，是学校发的，保护女老师用的），虽已没有武器，四人仍在追那嫌疑人，四人中有两人是半残疾。隋立早是我本家长兄，腿有毛病跑不动，他今年有85岁，身体没大碍，他曾参加八路军独立营（1946年），只因行军不便退回农村。清明回乡我们还唠起那次事故，孙炳琪同样腿有毛病（此人早已亡，胆小自私），隋邦海年轻力壮正当年（此人死于新疆），我只有十三岁，四人追出五里，那人边跑边脱掉受伤沾血的衣服，有位农民加入行列也没追上。
真正纯净的农民没有社会经历，工作队指示，老师的话在孩子的心中就是圣旨，尤其是我，在家中的孤立，本身的自卑感，父亲不爱说话，二叔后娘的孤立，在街上人们也不敢接我，怕被国军怀疑是同党。如今我回忆往事，忽然想起那人的两**轮车和他的物品在碾坊，不知是谁拿去了？说明农村有人见财起意，那两**轮车最适合农民用，至于箱子布匹及物品我没有过目，因为我不关心物品，只听从学校指令。
县儿童团长被特务暗杀后，学生中气氛紧张了，送信没有人了。那天中午接到信要我送出，这种信不能单人送，出了事故就说不清。回家找了自己的邻居，他也是个没娘孩子，说了很多好话人家才答应帮我这一次，前去村庄只六里路程，走了一半高粱地射来枪弹，那同伴吓得几乎哭出声来，之后他再不参加集体活动，村里再没人提及有关学校事情。也不见学校教师，村干部也很少见到，谁都知道大战在即，只有我不知道。因为农民绝大部分倾向于国民党，家中没人告知我，自己成了没人理的孤立无依的小鸟。那年代离国名党据点二十几里，国民党也不断地宣传自己的势力，各村都有人在国民党部队或乡保队，最多的各村地主、富农、商人在敌占区。他们的亲属来往城里，及青岛，即墨城内经商者绝大部分人倾向于国民党。
在家中同样受孤立，原因是三叔在城里挣的工资买不起衣服和鞋，更为严重的是没钱买烟，经常回家取烟，回家后和新媳妇会面，每当他回来藏在家中，怕我走漏风声，每当我吃饭全家人让我快吃饭，吃完饭催我“快走吧！”或以其它理由撵我出门，这样一来造成我与家人距离更远了，没有感情。原本后娘与我矛盾之深，二叔自私，他又极力反对我在校行为，借机压制或控制我应享有的生活福利。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归于我命苦没有娘的原因，只有去娘的坟上倾吐苦水。这么以来我便成了无主的孤魂，野孩子。家，没有温暖，没人关心，八路不见了，老师去向不明，农村传着各种不安定信息，由于往日自己与小伙伴离得远，人们对我存有戒备心理，自己四处游荡。
那日（夏历六月二十四）中午我与西街五六人在池塘边削苇子管玩，由于贪玩忘记小刀子传给谁了，当刀子的小主人问“刀子呢？”我才想起刀子，问谁都回答“不知道。”刀子找不到着急了，有人喊“要他赔！”那是一把漂亮的刀子，学生中少见，哪里去找呢？他提找爷爷赔，我紧张了，爷爷的严厉做梦都怕，此时几个小伙伴吵开了锅，自己真的怕极了，怕见到爷爷，又没人能救我，想来想去只有三叔可以救我。三叔在县城怎样才能找到，难住了我。思来想去只有二姑能知道三叔的下落。二姑家住敌占区，二十五里路，从没有出过远门，敌占区又是多么可怕恐惧啊！如今已处于没有选择余地，爷爷那两双凶狠的眼色太可怕了，没有时间在想其它出路了，望着马山影子，顺着往日大人赶集常走的路走下去。天热，口渴只有忍耐，经过一条大河看了一眼，心想还是赶路要紧，苦于不知道路，只好向人询问，走过村子又过了几条河流，真的迷路了。向农民问路，人家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你。因为此地是国共两党最前线的分界线，也是双方经常交火的前沿。这些军事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的目的之首是要找到三叔。
经多名农民指点终于看清了黄家埠南村的轮廓，吸引我的是马山，十几年向往大山，总想看看大山的真像不能实现，如今实现了，两座大山就在眼前，大山多可爱，高高山峰出现眼前，一切苦恼已被这山景冲刷没了，加紧步伐走进黄家埠南村。黄家埠南村在马山脚下，在村可以看到国民党军据点轮廓，居高临下，在山顶可以清楚的看到山下农民的一切。太阳西下，一抹绝色的美景下，这个村大多是石砌房子和院墙，现出与我家全村土房土墙，没有砖瓦石块的区别。他们的房屋优势超过我的想象。走进二姑家见不到二姑，姑父的笑脸，而是冰冷的语言和白眼。他们对我这个家族中的长子长孙如此态度，更没有显示出姑姑与侄子血缘之亲情，当然我对他们也没什么希望。
次日早太阳冒出头姑姑道“快上路，赶集的人多，不用问路，跟随人群直的到县城。”出门上路见三五成群男女挑担、背包、挎篮，随着人群走在这崎岖不平、满地石块的山路上，不多时经过一村庄，路旁一据点门前，两个手持冲锋枪士兵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想画中门神站在那里，心中恐惧极了，怕他认出我是解放区来的，低着头匆匆而过。之前曾看见过可怕的士兵拿过路农民开玩笑，故意制造事端，殴打农民的事，太可怕了。那是1945年的初秋，俩农民赶集路经我村，两个哨兵问“那村的？”二人回答道“八里庄的。”士兵举起枪杆子打那两人，那农民到“先生，我们真的是八里庄的。”士兵道“打的你就是八里庄的。”那俩农民苦苦哀求“先生，我们是八里庄的。”士兵道“噢！是八里庄的，你早说呀，走吧！”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俩农民白白挨了一顿打，还得点头哈腰道“是，先生。”今天我经过这里心中砰砰跳，忘记了饥饿，一阵紧张满头大汗，幸好人多，士兵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又瘦又弱的孩子。
十八里路程很快走到沙滩集市。这集市与家乡集市不同，一眼无边几里长，集市人与俺村集市人大不同的，摆摊人男女穿戴新奇，还有戴大礼帽的，衣服口袋露一条链子，女人穿戴与发型千奇百怪，在农村没见过。集市出卖的商品和俺乡村的大不一样，顾不及看这风光，双目寻找三叔的影子，寻找着本村熟悉人。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看那些小饭摊和卖食品的，而且手中没有分文，一心只想找到三叔。太阳晒得满头大汗，是饿是热顾不得多想。火辣辣的太阳下，从集市每个摊上找或四下搜寻自己村中人。在布市见到两个布贩子，他们道“你三叔不与我们来往，不知其下落。”后来见一位本家、本街长辈人，他道“你三叔初进城时来过，他说没找到工作，以后再没见过。”从长若两里的沙滩集市走到一座桥下，这里有剃头棚子、打气枪的、卖小吃的，桥上不时过往军车，车上士兵吆喝着，有的骂骂咧咧的凶神一般。举目望去城池高墙，威武**，看桥东仍是一眼无边的大市坊，人潮如流，形形**男女老幼，衣着各有不同。只见伤兵拄拐吊胳膊的，包头捂眼的，吵吵闹闹骂人的。心想“不好，此乃是非之地。”从桥上急忙而过，眼睛一亮，见一个家乡同巷青年在卖杠子头，因是同辈份，喊声“大哥！”他道“你怎么来的？”我说“我来找三叔。”他道“我没见过，唉，杠子头快卖完了，得回去取，你到俺家问问俺娘是否知道。”我对他娘印象不好，他娘与乡长隋立善通奸全村人都议论，前面说过我本家隋邦钜遭暗害，我怀疑与其有关，但小孩子不敢枉言，也没人信。她与乡长勾当众所周知，此时我有病乱投医，也许从她那里可得到准确信息，便随其到他家。
到其家见其母虽是四十几岁人，仍打扮于市，这女人真恶劣，为了野男人携丈夫儿子抛家来城里，为一家三口生活，她一天做五六十斤面的杠子头由儿子出外卖，儿子不上学，丈夫随其过着艰辛日子，解放后县公安局判其管制五年。我始终坚信隋邦钜被害与她有着不可推卸的关系。只不过由于隋邦钜死后谣言多，共产党没有追查而已。这个女人内心是什么目的？她迫使丈夫、儿子抛家舍业，背负反动分子的名，来城里与这个乡长同居，这个乡长大字不识，也不是年轻漂亮的小白脸，家有妻儿子女，更不会明媒正娶她，究竟为了什么被全村人咒骂，丈夫和儿子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对这个乡长我从始至终持有怀疑态度，他的儿子与我同班，在本校只一年时间，我俩同桌不满一个月，他父亲将他转到外地读书，一个二年级小学生没必要转学。这个乡长上任时正是本村两位老乡被害之后，隋邦钜被害不久，而他从一个穷光蛋马上变成全村首富。与此同时我怀疑的另一面原因是，这人是个地道的文盲，并没经商或有什么技术专长，他的快速发家令人怀疑。不说全乡文人，就我们家族中有文化有修养，稳重诚实年富力强几人没当上乡长。去台湾的目的想了解有关本村几起陈案，当我得知是我族大伯族提名他当上乡长的，我茫然了，这里边必有蹊跷。
她道“你三叔和本村乡亲没有联系，谁也不知其下落。”我失望了，正在一愁莫展中，走进一青年，油头粉面，小分头光亮，身着童子军服。他是本村、本族另一支乡文书之子隋焕安。他称自己知道三叔住处，主动帮我去找三叔，我信以为真，跟他出门，以为找到三叔可以吃顿饱饭。走到城门见警察军人把守自己害怕，只见他拿出一个小本子晃了晃，大步走进城里。其实这条街我已经来过了，两旁瓦房，各家商号已见过，对城市楼房商贾羡慕但没有奢望，一心只想找到三叔。自己知道大伯祖父和二伯祖父同在县城，记得我总往姥姥家跑，被大伯祖父痛打过一次，他那如蒲扇大的巴掌打得我疼了大半天。梦中惊醒都想哭，怕他再打我，所以也就不找他家。走在那不长的石铺路上，看什么都好奇，两旁小楼房吸引了我，忽然见一二楼窗户上人影是我村同姓一男青年，于是上了二楼才发现这里是本乡国民党乡队，80%是本村人，向他们询问三叔下落，竟无一人知道，自己倍感失望走上大街，四处访问，遇到这个纨绔子弟信以为真，随其走进匪徒魔窟。
他带我走进共济门里一条小巷，走进最里边一大院发现是兵营，他向为首的三十几岁男子嘀咕几句，那男子喊来人，“把这个小八路给我绑上！”于是两个匪徒上前将我五花大绑，吊在窗上，皮带抽，刺刀背砍脚踝骨，逼问是否八路密探，我不承认，再打，一天没吃东西忘了饥饿，后来刀刺破胸前时我仍坚持，他用棉花蒙住我的头，说要烧死我，我想烧死也不可能在屋里烧，倒得是水他说是汽油，我更加有了主意。到中午他说“你们学校还有学生在城里，你是否和他联系。”我道“没有，我是来找三叔的。”匪首不罢休，不断地上刑，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一句话，我不是八路，当晚就坐在煤油桶上睡着了。